我的臉書也掛了，嗚嗚。

預知死亡紀事：陳文茜沒有告訴我們的

剛剛拜讀唐湘龍的大作，本人深深自省，原來我之前一個月都是一哭二鬧三上吊，所以呢，今天要寫一篇跟台灣政治無關的文章。回歸到我的位置，做好我的本分，寫我在國外，對文學，對 語言的觀察。

前一陣子，大師馬奎斯進入了他的死亡紀事。其實做為一個文學院的老細菌，我其實不大應該批評太多時政。今天就來研究一下拉丁美洲文學。

看了一系列台灣文壇對馬奎斯的憑弔文，印象最深刻的，是陳文茜在蘋果日報發表的‘我的陳文茜：預知死亡紀事’ 其實，陳文茜這一篇文章，的確是抓住了拉丁美洲文學的靈魂：死亡。死亡。死亡。

在馬奎斯之前，拉丁美洲真正的魔幻寫實先驅，其實還有一位較鮮為人知的大師：胡安·魯爾福。魯爾福用他無邊界的想像，寫了一個死者與生者一同呼吸存在的世界。

也是死亡。死亡。死亡。

是的，陳文茜很精準地，看出死亡，是拉丁美洲的文學基調。但是很可惜，她並沒有繼續告訴我們，為什麼是死亡？在那陽光充沛的南方？

上個月，因為我們研究所有一個專題，做的是文化差異體驗與教學。為了讓我們徹底感受到學習陌生語言的挑戰與文化衝擊，教授找了一位來自玻利維亞的中年女子，請她教我們一個小時的玻利維亞原住民的語言。是的，就是安第斯山區的語言，她，是古印加帝國的太陽後裔。

不是說西班牙語。

上完那一個小時的課，還沒從那陌生而神秘的語言中醒過來，這一位玻利維亞女子，開始述說她的故事，告訴我們她是怎麼來到瑞士的。

政治避難。當時的男朋友，還有父親，都在抵抗玻利維亞獨裁政權的戰爭中，或是監獄裡，死了。她也坐了牢，後來有瑞士人營救，就搭機來了，十九歲，來到瑞士，舉目無親，下了飛機，一句話都不會說，但是回去，又只有死亡。

她講得很簡單，因為一直哭，一直抹眼淚，到後來她根本講不下去。只聽到片片斷斷的單詞與短句：男朋友，父親，死了，都死了。我不得不離開故鄉，不然也要死了。

死亡。死亡。死亡。

因為後來她實在難過得說不下去，為了減緩轉移她回憶往事的痛苦，我們就問她，那來到瑞士之後，是怎麼展開新生活的？

她說，因為剛開始什麼瑞士官方語言都不會說，又這麼年輕，沒有一技之長，一間時找不到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不得已，只好接受瑞士社工的失業輔導，一開始，就被安排到醫院的太平間工作。

工作是：洗屍體。

我們就問，怎麼瑞士社工當初會安排您從事這一個工作呢？

這一位玻利維亞女子悠悠地說：

「因為瑞士社工告訴我，洗屍體不需要說話，不需要懂得語言跟人溝通，而且，來自拉丁美洲的你，經歷過獨裁跟抗爭，看過這麼多生死，一定對死亡非常習慣。那就來瑞士醫院幫忙洗屍體吧。」

唐湘龍：就讓他絕下去吧
陳文茜：預知死亡紀事

雞蛋這邊

楊索是我近幾年最欣賞的台灣作家之一。她的文字帶著一種真誠的溫度，沒有微雨散步的矯情，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楊索提到身為一個作家，為什麼反服貿的問題。這，也是我這一段時間，不斷質問自己的一個課題。

首先，提到了言論與創作自由。

自由是台灣的文化資產。這樣的一個概念，是真的。

有些國外漢學界與文化界友人，這幾天已經開始擔心，以後是不是還可以相信台灣的媒體與創作。因為過去，台灣民主的多元論述與創意，外國友人給了他們全部的信任與支持。

再談到中國的創作吧。其實其實，中國近十年的創作，在自我個性的追求，以及自由的人性想像上，已經有太大太大的突破，人性與想像是無法壓抑的，他們原也是這麼努力著。如果未來台灣文創還要自行繳械這樣的一個幸福，那會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啊。

那麼，開放服貿，是否可以刺激提升台灣的文創競爭力呢？

我的想法是，要一個孩子身體強壯，俱備良好的抵抗力，需要放手，讓他在陽光下奔跑，在草地上翻滾。這就像要孩子鍛鍊體魄，一定要讓孩子有基本符合健康與安全的條件，才能用飲食與運動，持續增強競爭力。

而並不是為了增強抵抗力，把孩子推進實驗室裡，強灌他一瓶滿滿的大腸桿菌，然後告訴他，這個細菌的威力可以讓你有抗體，但至於有抗體之前，副作用是什麼？會不會導致死亡？我們不知道。

我站在，雞蛋這邊

從頭到尾，我沒有反服貿，也沒有支持服貿。村上春樹說，在高牆與雞蛋兩者，他選擇支持雞蛋。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弱勢婦女，我們的學生，我們所有沒有人脈與財富的老百姓，都是雞蛋。與高牆相比，雞蛋脆弱，但卻有無窮的生命力，有著無形的希望。

我也是這樣。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學藝術的忠誠信徒，支持沒有權力的弱勢族群，選擇站在雞蛋這一邊，是永遠的義務，也是一輩子的承諾。





以下摘自村上春樹，這一段文字也是我這一段時間心情的寫照。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陽光，空氣，花。珍惜我們的自由，文藝創作才能綻放。

公民思辯時間：什麼是暴民？

最近台灣媒體與網路上，常常出現一個詞：暴民。

是的，公民運動最容易招致如下批評：暴民、民粹、非理性、情緒化、易被煽動…等等。
等等，讓我們來面對這一些指責，並繼續思考分析：到底什麼是暴民？

就字面的理解，所謂暴民，就是使用暴力的民眾。也因此，許多人相信，暴民的使用範圍，只限定於描述「不當官的民眾」。於是，只要民眾一旦作出跟平常不一樣 的舉止，比如，本來應該在學校上課的，一旦跑上街頭抗爭，就是暴民，本來應該在辦公室上班的，一旦到場支援學生，就說他被煽動。

同學，當你使用暴民的傳統定義時，你已經在潛意識之中，同意並接受，暴民一詞，應該只限用於批評老百姓。而忘記了，那一些官爺兒們，他們也是公民社會的公僕，他們更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換言之，要說誰是暴民，官爺們也應該在暴民評比名單之中。

那麼在這一次公民運動中，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暴民呢？我們該如何辨別隱藏在公民社會中的隱性暴民？

在談暴民的分辨標準之前，我先來談談公民社會的基本構成：資本群體與動態結構。

公民社會是由不同的群體所組成的，在各群體之間，彼此一直保持互相激盪的動態，而並不是傳統上大家所一直所相信的和諧靜態。

所謂的靜態社會，事實上只存在於獨裁社會。由某黨或某人，高壓決定所有群體的衝突與利益，才能達到絕對的靜止。也因此，對於那一些常常在說社會好亂，都是 輿論害的順民，我都會很想笑，小朋友，你真的好天真好可愛，如果你這麼嚮往和諧穩定的靜態社會，這麼單純易受傷害，請趕快買機票去平壤，讓金叔叔保護你， 否則，真實民主社會的激盪動態，永遠都會讓你覺得好煩好不安。

所以，公民社會的兩大特點，是這樣的：

（1）公民社會的資本群體：

所謂的群體，就是一個彼此成員相近成群的階級。這一個群體的特徵表現，可以是多元而重複的，比如都是相似的世代，相似的職業，或是相似的性傾向。同一個群體，基本上擁有相似的隱性資本，隱性資本就是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總和。寫到這裡，我舉個例子讓大家一看就明白：

＊群體名稱：台灣的官爺兒們
隱性資本：
→社會資本（人脈，社會地位，關係等）：怎麼樣，大家就自己想囉。
→文化資本（話語權，語言能力，媒體資源）：滿朝博士呢，一堆官媒，真好。

*群體名稱：台灣街頭學生
隱性資本:
→社會資本（人脈，社會地位，關係等）：請跟官爺兒們比較。
→文化資本（話語權，語言能力，媒體資源）：請跟官爺兒們比較。

  (2)   公民社會的動態結構：

由於各群體之間，彼此挾帶著不同的資本，在動態的公民社會就像各種大小齒輪彼此傾軋衝突。大家看到這裡，傾軋衝突，也未免太不溫良賢淑了吧？同學，正常而 成熟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是這樣的，在西歐任何一個先進國家，也都是如此。現實世界，本來一直都是充滿了戰鬥與衝突，矛盾與挫折，只是我們過去，一直被大人 往嘴裡塞糖果，要相信世界的單純與美好，看到衝突，閉嘴吃糖果少講話就對了。

群體之間的隱性衝突，在公民意識發展成熟的西方社會，是透過不斷的協商與話語，讓彼此之間因衝突而產生的反彈力量，都能在不同的溝通管道，得到能量釋放與 舒解，為達到雙方最大動態利益平衡為目標。但問題是，如果有一個群體，仗勢著自己龐大的隱性資本，利用社會資源與文化話語優勢，不斷試圖壓抑其他群體的動 力運作，那就是暴力的開始。這樣一個群體，無視公民社會其他群體的生存，企圖擴張，所展現的暴力，就叫做象徵暴力。

所以，台灣那些掌握並操縱大量隱性資本，對抗議學生與民眾進行抹黑與壓抑的這些人，你們才是公民社會中，大量製造象徵暴力，傷害其他群體的，暴民。

當年被當局安上罪名：煽動暴民，妖言惑眾的盧梭，他的賊窩就在這兒。歷史是有趣的，他會在某一個時刻，轉彎。

補記：我這一篇文章大量使用了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理論。只是，我不想把它寫得像學術論文，一堆死硬的外文詞彙。我想用更簡單易懂的方式，讓台灣公民去思考，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暴民。

現在，台灣的公民意識正在轉型並進步當中，我感謝所有讓公民意識覺醒，並進入真實生活，採取行動的人。謝謝你們，你們不是暴民，你們是我們這一個社會中，真正的公民，我以你們為傲。

安全核電的真相：寫在洪仲丘案判決之後

很多人相信，只要核電廠運作正常，就是最安全便宜的能源，不會死人。

但，或許你不知道，當你正在享受安全的核電時，地球另一端，有人正為你而死。

製造核能需要铀。大家想過，铀從哪裡來，怎樣來的嗎？

瑞士國會議員Isabelle Chevalley女士，曾經前往尼日，實地考察當地開採铀礦的情形。她所寫的紀錄是這樣的：

來自西方先進國家的核能大公司，為了省錢省成本，根本沒有告知當地居民危險性。當地人直接暴露在危險之中，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就這樣尼日礦工傻傻地挖著铀，賺取微薄的工資。

那這麼多當地人得癌症，怎麼辦？

沒關係啦！直接判這一些人‘愛滋病’，就好啦！（醫院蓋章）

…

說實話，我本來一直對Isabelle Chevalley女士這一篇文章特別觸動，覺得若因自己的便利，而造成別人的死亡，會感到不安，所以我要拒用核能…

但是今天，就在得知洪仲丘案判決的今天，我突然覺得好絕望。

連自己台灣子弟的一條性命、甚至兩萬條性命，都可以踐踏虐殺，都可以說是無心之過，這樣的一個政府，又哪裡會珍惜在遙遠地球另一端，默默死去的人們呢？
Isabelle Chevalley女士原文連結：http://www.letemps.ch/Facet/print/Uuid/390924be-a43a-11e1-8393-1fc615131f93/Mine_duranium_ce_scandale_que_lon_refuse_de_voir

補記：回批評者的一封信

這是我給一位指正者的回應，我覺得可以貼在這裡，大家瞭解一下為什麼我寫這麼多政治不正確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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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老師您好，謝謝您對我個人教學經歷與觀點的指正，我的個人觀點是不是包糖衣的毒藥？這倒是無所謂，我無意成名，只是很想把事實寫出來，因為我發現這麼多台灣年輕人花了四年甚至六年的時間，畢業之後才發現找不到工作，而國家或高層仍無視真相，而這很可怕。

我的觀點是以User Experience 出發，無論是學習者本人還是教學者本人。 您說我外行，這一點我承認，雖然我在瑞士至今教了十二年，但是我的確覺得自己一直都需要進步，在去年我自認不足，發現歐洲人的學習邏輯跟我們一直相信的華語教學概念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在去年又回到瑞士大學研究所，想自己找答案。

我找到的答案，就是請注重User Experience。歐洲人學習外語，完全重視市場與效率，特別是個人使用者經驗的效率。這不是孔院派人來教我的，是我自己跟歐洲人學到的。

誰在學華語？我們的教學對象，不是我們的長官，不是我們的國家，不是我們的政策，是外國人。所以，我始終無意猜測政策的風向，我只想給外國人他們想學的東西。落實我們的目光，才能走對我們的方向，寫出我的真心話，不僅是對我自己誠實，也是對後面走過來的年輕人負責。

就像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中文也不是非簡即繁

Facebook 上最近傳這篇：

專家評析：台灣必須在國際教學市場上打敗簡體字，沒有藉口

作為一位在歐洲教華語的台灣教師，我有幾點感想。

（一）一個失敗，多種原因：

舉個例子，兩家公司，Ａ家一直失去客戶，Ｂ家卻一直成長。如果市場分析師要找出為什麼此消彼長的原因，必須從各種因素進行分析，才能找出綜合性的解決方法，而不是單單把原因歸罪為一個解釋。

這就像，在傳統美麗古蹟辦公的Ａ公司，始終搞不清那一個臨時搭建的簡陋Ｂ公司，憑什麼引來人潮？難道Ａ公司重新裝潢，業績就會猛漲嗎？業績不好，肯定還有其他管理上的環節，出了嚴重漏洞。

不管繁體還是簡體，文字的書寫，其實只是語言載體的記錄方式。換句話說，外語教學其實還包括了多重領域，比如語法、語音、心理學，文化行銷、人類學、教材教法等等...太多太多了。書寫字體，說實話，僅僅佔了外語教學其中的一小部份。

當我們還在糾結要教簡體還是繁體才好，中國大陸已經用沈默而恐怖的速度，像潛伏在海裡的核子潛艇一樣，在對外華語教學各式主題上，砸下大量人力跟金錢研究，迅速超前。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因為相對當時的中國大陸，台灣的確更自由、開放、富裕；那年代，台灣在對外華語教學上，是曾經取得過優勢的。可是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當我們還在想簡繁體誰輸誰贏時，中國大陸在語法、詞彙、文化、語音、教材教法等領域上，已經取得重大的超越。現在做我們這一行的，都很清楚那一個差異並不是單單簡繁體好不好學誰是正統的問題，而是研究與教學的整體質量。你一個台灣老師，問你這個語法也不會，問你那個詞彙也不會，一副閑晃不備課的樣子，外國學生都跑了，就只會唉唉叫說都是簡體字的錯，都是簡體字對不起你，這樣不合理吧？

（二）要教什麼，該怎麼教？根本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林西莉本身就是熱愛漢字與中華文化的瑞典漢學家。但是，我們在一線所面對的學生，可不是人人都打算當漢學家。我們所面對的，是語文教育的普及推廣，面對的是群眾，講求的是效率與實際。

外國成人初學者普遍學習漢字的難點，根本不是卡在對字體美不美的感受。說穿了，我們覺得美而好記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完全無．感。你拿簡繁體互參，亂教一通，他們也只會照著模仿、渾然無覺。對外國人來說，真正的難點在於，他們已經習慣於拼音字母的記憶方式，要從聽覺記憶過渡到視覺記憶的過程，這一個過程需要一個符合他們理性思維的方法去建立，其實是有方法的。而我們過去的漢字教學，簡繁皆然，卻老在強調中華文化如何博大精深，用圖像想像每一個字的美好傳說，讓老外聽了雲裡霧裡。而在讚嘆與擁護，譴責與激情中，我們卻往往忽略了形聲字其實佔了日常漢字百分之八十這一個事實：漢字記憶其實是可以用音符編碼的，可以是很簡單的，卻被我們自己越．教．越．難。

我想說的是，讓政治歸政治，讓專業歸專業。根據我目前在歐洲語言教學研究所，學到的最新全球語言教學概念，要教什麼？怎麼教？完全是根據學習者的需要來決定的。換句話說，該教簡體還是繁體？簡體難還是繁體難？這些答案其實並不是教師本人、也並不是國家對外政策所能代替學習者發言的，而是學習者自己，也就是消費者本身，才能告訴我們，他．要．學．什．麼。

（三）這個世界，其實一直在變：

其實，我也要感謝陳穎青先生率先寫這一篇文章，把來台學中文的洋學生呈現負成長的事實披露出來，並得到社會普遍關注。因為早在幾年前，我們一線老師都已經預料到，去台灣學中文的留學生市場，遲早有一天會萎縮，但是可惜的是，我們提出的建言，似乎始終無法得到支持與重視，今天會這樣，我們也感到非常無奈。

來台學習人數的減少，台灣教師在台灣找不到洋學生教，其實坦白說，這也是中國大陸面臨的問題。中國大陸發現，去中國學中文的人數逐漸達到一個飽和點，而訓練出來的本土師資卻太多，怎樣把人才外銷到國外，現在大家都在想辦法。是這樣的，這是外語教學很自然的演變趨勢，當一個語言的學習對象從上層少數精英分子開始向下推廣擴張時，這個語言的教學場域，就不再只會限制在母語國家而已。就像全球學習英語的學習者這麼多，但是絕大部份都是在自己國家學習，而僅有少數經濟能力條件允許的人，才真的有辦法，去英美國家遊學或留學，這在華語也是一樣的，整個教學形態都在快速轉型中，留台學中文的洋學生勢必漸次減少。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除了努力在世界各國當地學校體制內，創造工作機會之外，（也正是目前我和朋友們正在打拼的事）難道台灣的華語中心就悲觀地摸摸鼻子，準備拉下鐵門嗎？

當然不是。我相信我們還是有機會的，我想分享新加坡的例子，讓大家思考一下。

我發現，越來越多的歐洲朋友，選擇亞洲當作未來生涯發展據點時，無論是留學、舉家搬遷還是經商工作，首選並不是中國也不是台灣，而是新加坡。

我曾經問過這一些選擇新加坡的歐洲人，為什麼不選台灣也不選中國？他們表示，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新加坡讀書，他們可以同時學到簡體中文跟英文。不僅僅是大學，連新加坡的中小學都可以找得到英文課跟簡體中文課。這對歐洲學生特別是歐洲家長來說，有著莫大吸引力，因為英文跟簡體中文都會，意味著差不多可以跟全世界大多數人口溝通，而且在校成績單又能提供清楚而具公信力的證明，這才是最讓人心動的。把簡體字納入官方正式學習課程裡，把外國人吸引到新加坡，這就是新加坡搶走台灣跟中國留學生市場的秘密。

最近幾年，世界上積極學習簡體字的國家還有一個，韓國。韓國非常積極地邀請中文教學專家駐校，參與設計課程，曾經跟中國大陸的教授私底下談過，看韓國積極學習簡體字的態勢，哪一天韓國人大膽宣稱，想要學最好的中文請去韓國…到那時候，我想也並不意外。

（四）這個世界給我們的選擇其實並不多。我們唯一可以決定的，只剩下我們自己對生活的態度：

現實很嚴酷，而世界又這麼無常。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一直告訴有志從事對外華語教學的年輕人，無論是來自兩岸三地、新加坡、甚至法國、瑞士的年輕人，只要想吃這一行飯，就不要再花時間去辯證簡繁孰優孰劣的問題了，因為這根本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要做的應該是，趕快去學簡體和拼音，趕快去學繁體跟注音，你缺什麼就該學什麼；還有別忘了，也趕快去學第二甚至第三外語，因為不是每一個老外都聽得懂用英文來上中文課。不要讓自己被動地讓政治氣候來決定你的工作，而是讓自己變得更強，機會來了，才可以躍馬帶槍就上。

華語教學起步很晚，其實就是一片蠻荒。就像一個整形醫美醫師，你到了非洲，你必須什麼手術都敢做也能做，而不能人家肚子疼，只能攤手說，對不起我只會整出最美麗的眼睛，但割盲腸我不會。

台灣華語教學的確前途黯淡，但我，不止我，還有我所認識的很多優秀台灣教師，都一直想辦法為自己，甚至為別人努力創造工作機會。這讓我想起，蔡依橙曾經在他的文章《清大戰神vs 柏克希爾哈薩維》裡這樣寫道：

我沒什麼特別的意見。如果你一定要問我的話……

這麼說吧，這幾年，影響我最大的，是 the social network 這部電影裡頭的一句話：

Larry Summers: Yes. Everyone at Harvard’s inventing something. Harvard undergraduates believe that inventing a job is better than finding a job.

哈佛的學生相信，創造一個工作，比去求一個工作好。

我，正在努力創造我自己的工作，以及我的伙伴們的工作。